十多年前，ESG在我国投资领域还只是个概念。如今，只要你和资本市场有交集，就无法对其置若罔闻。尤其是“双碳”时代的来临，让ESG这种“舶来”的价值观找到了本土发展的土壤，也迎来了美好的发展前景。
正因为符合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逻辑，ESG投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所认可。作为识别风险和创造价值机会的新视角，ESG投资正在走向主流化。
从边缘走向主流
ESG是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公司治理）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的责任投资，然后不断演变而来。
“按照历史时序划分，责任投资最早叫伦理投资或者叫道德投资。西方投资人在选择投资标的时，通常会剔除烟草、军工、酒精等行业。因为在当时的投资理念看来，这些行业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不是一个正向行业。”中国社科院教授、中国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秘书长钟宏武向记者介绍说。
进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全球面临的“女权运动”、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社会和环境资源可持续问题引起了关注，掀起了一股责任投资的新浪潮，责任投资也被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所接受。
ESG首次以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是在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EP FI）联合发布了一份叫《Who Cares Wins》的报告，向商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ESG作为一个单独的名词出现。”作为《Who Cares Wins》报告的中文翻译工作者，彼时的郭沛源还没有回国创办商道纵横。他告诉记者，这个报告就是讨论金融机构该如何去关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因素。
就在这一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向55家头部金融机构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能够加入UNGC拟支持成立的一个倡议组织——于2006年成立的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共同推动将ESG因素整合至投资实践。
2006年，高盛集团在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因素整合在一起，明确提出在投资银行的投资实践中开展ESG投资。
自此，ESG投资理念确立，并开始应用于资本市场。随着国际组织和投资机构不断深化ESG投资理念并制定相关标准，一些资金体量大且关乎社会发展的基金，比如国家主权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开始使用ESG投资理念来控制风险。
经过近20年的发展，ESG投资理念逐步从边缘化走向主流化。那么，如何评判ESG投资理念是否实现了主流化？数字往往是最直接也是最直观的。
UN PRI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今年1月17日，全球已有4706家机构加入UN PRI，截至2021年其签署方管理的资产总规模超过120万亿美元，占全球专业资产管理规模的一半以上。
另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球ESG资产管理规模超过35万亿美元，高于2018年的30．6万亿美元和2016年的22．8万亿美元，占目前全球总资产管理规模的三分之一。假设按照15％的增速，预计到2022年底和2025年底，全球ESG资产管理规模或将分别突破41万亿美元和50万亿美元。
郭沛源向记者介绍说，作为ESG资产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欧洲投资市场对ESG的热情非常高涨，每3个欧洲投资人中就可能有1个人和你聊ESG，这足以说明ESG的主流化。
ISSB想“一统江湖”
不久前，ESG领域发生了一件大事。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
据IFRS Foundation受托人主席埃尔基·利卡宁介绍，ISSB旨在制定和发布IFRS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ISDS），为全球不同区域的投资者提供一致和可比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根据财政部官网披露的信息，IFRS Foundation于2020年9月发布了《关于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咨询文件》，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一词包括所有ESG事宜的相关信息。
换句话说，ISSB成立的目的就是制定ESG准则。目前，从全球来看，尚未形成统一的ESG准则，这显然不利于ESG作为主流化投资方式的发展。因此，ISSB的成立对ESG发展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成立ISSB之前，IFRS Foundation的核心机构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而IASB主要负责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目前这一准则已经得到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郭沛源告诉记者，由一个主流的财务报告准则制定者宣布制定一套非财务报告准则，意义很重大，这也是ISSB成立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
IASB的成功让IFRS Foundation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将IASB的成功经验应用到ISSB制定ESG准则上。尽管ESG报告和财务报告在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但两者涉及的监管机构、投资机构、适用范围以及应用场景却是相同的。
在郭沛源看来，ISSB是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因为ISSB整合了全球ESG信息披露方面的顶尖组织，比如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和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
根据IFRS Foundation的计划，ISSB将于今年6月前完成气候信息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以及价值报告基金会（VRF）的整合，而VRF是由IIRC和SASB合并组成的。此举将为制定统一的ESG准则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一面是外部对ESG准则出台的呼声愈发高涨，另一面是自身又具备了丰富的国际标准制定经验，ISSB出台ESG准则似乎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
然而，这一切远非看到的那么简单。目前，支持方和反对方的争论焦点共有两个，一是ESG报告等同于财务报告是否恰当？二是全球真的需要一个统一的ESG准则吗？
“财务报告可以完全做到标准化，资产、负债、收入、利润、现金流等指标，都可以量化并具体反应在‘三表’上。”21世纪资本研究院研究员张玉洁告诉记者：“不同于财务报告，ESG报告更多的是定性的内容，而且不同的行业在‘E、S、G’特别是在‘E’上是有很大差异的，ESG报告从非标到标准化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
这并不难理解。财务报告可以反映一家公司的经营情况，这得益于客观的、可量化、可审计、可对比的数据，帮助投资者作出明确的投资决定。但ESG报告相对来说更为主观，即便是纳入ESG的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在钟宏武看来，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制度之间的差异等因素，导致很难形成统一的ESG准则。尤其是在社会和公司治理两个方面，境内外存在比较大的分歧，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尺进行衡量。“比如，我国企业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作为和贡献，是西方投资机构所不能理解的。”
“IFRS Foundation成立ISSB来制定ESG准则，这项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我预期推进的速度不会很快，因为这需要很多国家达成共识，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支持方的声音始终还是高于反对方。”郭沛源告诉记者。
目前，ISSB技术准备工作组已经发布了《可持续发展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样稿）》和《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样稿）》，这两份报告通过审议之后将被纳入ISDS中。
可以预见的是，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ESG发展已经是大势所趋。一旦ESG准则像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样成为全球通行的准则之一，将会对包括我国企业在内的全球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分步走的发展基调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ESG发展尚处于初期。作为ESG投资的重要依据，高质量数据的缺失、信息披露水平的参差不齐等都制约了ESG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在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引领下，国家层面持续重点关注ESG，并已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指引，这也为ESG发展添了一把火。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2018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修订）》，明确上市公司应当按照要求披露环境信息以及履行扶贫等社会责任相关情况。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建立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治理信息披露制度。
同一年，上海和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动作频频。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明确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并视情况编制和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责任报告等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则发布了两份重要文件，一份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另一份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20年修订）》。特别是后一份文件，是我国首次明确使用ESG考核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政策性文件。
除了“一行一会两所”之外，生态环境部在ESG的推动上也较为积极。去年底，生态环境部印发《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要求企业按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编制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和临时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报告，其中要包括碳排放信息等内容。
郭沛源告诉记者，在披露八类环境信息的基础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还要求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披露年度融资形式、金额、投向等信息，以及融资所投项目的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信息。
今年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内部系统向科创板上市公司发布了《关于做好科创板上市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提出科创板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ESG信息，科创50指数成份公司应当在本次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或ESG报告。
与此同时，ESG也首次出现在地方层面的文件中。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意见》指出，推动建立金融市场ESG信息披露机制。通过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公告、绿色金融年度报告等形式，鼓励上市公司加强绿色信息披露。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推进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推动金融机构开发更多基于ESG投资理念的金融产品。提高投资人ESG投资意识，鼓励金融机构在投资流程中全面嵌入ESG评价。
从上述发布的这些文件中不难看出，有关ESG方面的很多要求目前还是以鼓励为主，但也呈现出新的特征——ESG相关政策出台速度不断加快，涉及范围从主板到创业板、科创板逐步覆盖，相关要求不断细化并逐步与国际接轨。
钟宏武向记者分析说：“ESG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和方式，它可以引导资本关注环境、社会等问题。从政府角度、监管角度来看，态度肯定是积极的，无非是要决定以多快的速度、多大的力度来推进这项工作。”
未来我国ESG的发展基调，或许可以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部主任李明发表的一番讲话中得以一窥。
他在参加2022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时表示，研究稳步推进ESG信息披露相关工作，推动上市公司引领绿色发展、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治理水平。现阶段坚持自愿披露原则，后续将扩大强制性披露范围。
“监管部门对ESG的基调是支持的，且明确要分步推进，虽然目前没有要求强制披露，但已经释放了很多信号。”郭沛源向记者举例说，去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进行修订，将环境和社会责任单独列为一章。
下一个风口：ESG投资
十多年前，ESG在我国投资领域还只是个概念。如今，只要你和资本市场有交集，就无法对ESG置若罔闻。ESG就像一场龙卷风，正在席卷中国的资本市场。
“可持续投资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促使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可持续投资意识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ESG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张玉洁告诉记者。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国内累计发行ESG相关基金共有175只。在公募基金领域，2021年泛ESG公募基金的发行规模超过5000亿元，较2020年增加了1倍以上。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经济体都在寻求积极的应对策略，“绿色复苏”已经逐步成为全球共识，而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也为ESG这种“舶来”的价值观找到了本土发展的土壤。
“ESG投资一定会成为主流化的投资方式。”钟宏武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主动投资工具，更是一个风险防控工具，通过ESG可以让投资更加稳健、风险更加可控。
郭沛源持有相同观点。“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ESG投资将会成为一种主流化的投资方式。站在投资人的利益角度分析，没有投资人不考虑风险，所以ESG存在的逻辑是合理的。即便以后没有‘ESG’这种提法，但像环境、社会等这些内核精神是会留下来的。”
目前，在一级市场，包括高瓴资本、红杉资本等头部机构在内的近百家投资机构开始关注并大谈ESG的价值，用“炙手可热”来形容当下的中国ESG市场再贴切不过。
资本市场的狂热追捧也印证了ESG作为主流化投资的发展前景。那么，2022年中国ESG投资市场将会发生哪些新变化？郭沛源从十个方面进行了预测。
一是“双碳”目标引领ESG和绿色金融的发展，市场上会涌现出更多类型丰富、策略多样的ESG和绿色金融产品。
二是政策工具激励金融机构配置绿色资产，加速绿色贷款发放和增加绿色债券持有。
三是ESG和绿色金融市场的增速将维持在较高水平，整体规模将跨越20万亿元大关。
四是《保险资金ESG投资指引》有望出台，保险资金将加速部署ESG投资。
五是2021年发布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气候变化减缓》将利好计划境外发行绿色债券的中资机构。
六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将继续成为国际合作的重点议题，更多中资金融机构将加入UN PRI等国际组织。
七是ESG投资的快速发展刺激了市场对ESG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长，预计未来几年会有更多高校开设ESG相关课程。
八是监管机构将会加强ESG产品反“漂绿”措施，强化信息披露、引入第三方评估认证将成为常规监管手段。
九是将有更多金融机构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这些机构主要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地方。
十是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稳步推进。
在张玉洁看来，要让ESG投资成为未来的主流化投资方式，还需要补齐一些短板。比如，全球共识和中国特色的融合问题，国内ESG评级机构的评价结果尚难具备类似明晟（MSCI）指数的市场影响力问题等。
对此，她建议，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ESG标准，建立ESG评级“国家队”；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并在标准制定上发出“中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