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从注重自然保护、生产节约、生活节俭、抗击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防疫，到开启现代意义上以污染防治为主的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再到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完整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而且是习近平同志20世纪80年代初自河北正定以来在持续深入开展大量、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基础上，把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建党一百年的历史时刻，从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中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从党的非凡历程中剖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相关资源环境生态论述的继承与发展、集成与创新，特别是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并纳入生态文明体制变革进程中，从历史中获得生态文明的理论启迪，提炼生态文明的实践经验，不断提高新时代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指导与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
一、 历史渊源：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观
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协同演化的历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继承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绿色基因”。中华民族不断思考天人关系，在漫长的生存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智慧。先贤们相继提出且不断阐释的天、地、人有机统一的系统观，既有“生生之德”和“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又有“取用有节”的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始终持守“变废为宝”的循环利用传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邃思考和不断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实践。这就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奥秘所在。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观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初始的动力和丰富的理论启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力量的极度膨胀、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全球蔓延并引发的社会和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系统的反思，揭示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实质是对自然的劫掠，这为认识生态危机的本质或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提供了思想武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蕴含人与自然共处之道。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是通过实践来认识自然的：一方面，人与自然的联系来自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人才能认识到自然发展的规律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从而更好地改造自然，化解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另一方面，人对于自然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并不是毫无限制的，人类的实践活动会在自然运动中得到反馈，从而影响其生命活动。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应依循自然的规律，对自身的行为加以约束。
二、 演进路径：积淀与探索、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积淀和习近平总书记从政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传承与发展。
(一) 从“建党—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代”百年积淀中取舍
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的早期执政实践留有浓重的“绿色”印迹。中央苏区政府实施“土地法”，颁布《山林保护条例》等法规，还制定了《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并将每年3月16日设为“植树节”。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多次亲自参与农田水利建设，并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中央苏区还设立了山林水利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人口净增四五十万。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保证军民粮食供应，边区政府实行大生产运动，不断扩大耕地面积。滥垦滥伐与放牧等行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边区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专门制定法律法规，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同时兴修水利以保障农业发展。“西柏坡”时期，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涉及政治、经济、农业、工矿业、卫生、林业、水利等方面的法律文件。《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明确指出，“必须改良和提高牲畜、蓄积肥料，防除虫害，改良土质，治河防水，兴修水利以及植树造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勤俭节约、抗击自然灾害和瘟疫，并开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工作。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但也带来一定程度的污染。20世纪50年代末，党和国家注意到了工业废水和废气的污染，开始提倡资源和废物的综合利用，并颁布了一些劳动保护的规定。70年代初，我国开启了现代意义的环境保护工作，包括1971年成立了国家“三废”利用管理机构，1972年6月派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个阶段还颁布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试行)》《渔业水质标准(试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试行)》等环境标准。
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剧增、生态环境受损严重等问题。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矛盾、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大障碍、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生态产品成为当今中国最短缺的产品，生态差距成为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这一时期，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环保制度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两型社会”，并在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 在“正定—福建—浙沪—中央”从政实践中不断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政河北正定时，就萌生了生态文明观念。习近平同志在福建17年(1985—2002)，从32岁到49岁，他进行了深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思想且随着实践不断成熟、升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都能从福建找到源头。可以说，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2002年后到浙江、2007年再到上海，习近平总书记继续拓展生态文明思想，并进行了大量的、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生态文明理论探索。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闽浙沪任职时期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区域性探索，“两山论”等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既推动了这些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也使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深入发展，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立场、观点与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各时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意识到了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某种结构性矛盾，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要兼顾环境保护的思想，以指导和规制这一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和社会经济活动，极大推进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化建设。
比如，毛泽东思想中的统筹兼顾、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等方法论，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统筹兼顾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环境、发展与安全，人与自然，城乡之间，山水林田湖草，生产、生活与生态等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提出“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生态环境安全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不容忽视的。如果说美丽中国是可预见的未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生态环境安全则是建设生态文明始终要保证的不可突破和逾越的“底线”，即“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制定面向未来的“生态环境风险治理的政策”。
邓小平理论蕴藏内涵丰富、富有远见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认知层面上，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并不矛盾，加强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的修复，可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秩序；二是在实践层面上，邓小平强调要依靠法律制度和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且强调要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来缓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先进生产力并非是“人类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能力”，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是对先进生产力的伦理要求；其次，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其本质也具有先进性，因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特征；最后，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优美环境的需要，这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根本要求具有一致性。此外，江泽民还把长期“分散”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将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其中，“全面”是指发展要有全面性、整体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协调”是指发展要有协调性和均衡性，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可持续”是指发展要有持久性、连续性，不仅当前要发展，而且要保证长远发展。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发展观不仅包含有建设“两型”社会，还从三个层面阐释了生态文明：一是观念层面，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资源能源节约意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二是战略层面，强调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三是制度层面，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可以说，胡锦涛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与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三、 核心要义：集成与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其核心要义是“六个坚持”，即处理好“六大关系”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针——人与自然的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宗旨精神——人民立场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关系；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要素与系统的关系；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担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相关论述与观点的集成与创新。
(一)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毛泽东始终把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同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联系在一起。早在1940年，他就指出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当然他也曾过度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而强调“人定胜天”、“战天斗地”、“大干快上”。在1998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之后，江泽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自然灾害是件坏事，但通过同它的斗争，人们可以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从而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胡锦涛强调，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与社会发展、城市与农村发展、东中西部发展、人与自然界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改革发展稳定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其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处理好经济建设、城镇化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是新时代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基本遵循，它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然生产力”的内涵，指明了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阐明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指明了实现发展和环保相协调的新路径。
邓小平认为发展与保护并不矛盾，加强环境的保护、生态的修复，可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可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秩序。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是江泽民生态环境观的理论支点，他认为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在经济发展中引起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途径之一，并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胡锦涛也多次强调要“彻底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三)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优美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无论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还是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建设美丽家园和美丽中国，都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包括优美环境在内美好生活的需要。党和政府主动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充分体现了人民性的宗旨和初心。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传统与品格。
(四)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将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打破了对各生态要素孤立看待的传统认知，在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建立联系，秉承整体性、系统性的生态思维，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要素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体现了系统的生态自然观，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体性关系，揭示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之间的合理配置和统筹优化对人类健康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意义。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强调植树造林、绿化中国、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等的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力亲为地指导与督促淮河、黄河、长江等重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掀起了大规模群众性治水热潮，开启了我国根治水患、变害为利的历史进程。毛泽东不仅重视水利建设，还十分注重水土保持。他认为，水土保持是山区发展的生命线，是国土整治的根本，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1956年3月，毛泽东发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并在1958年8月进一步强调：“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1958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了“美化全中国”的口号。毛泽东不仅重视林业，还强调农林牧要结合。
(五)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性、革命性变革。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置，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邓小平历来重视人口、资源、环境保护等立法和执法工作。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下，1979年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及其他公害。”此后，各类环境保护法相继出台并不断完善，为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依法治国，并在1997年的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加强环保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他还强调要严格执法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有关法律知识，使企事业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守法。
(六)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地球是全人类的共有家园，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生态环境恶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提出了“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案。
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生态资源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资源，生态危机也不是某一个国家独有的危机，保护生态资源需要各个国家共同参与，并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交流和合作，积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我国环境保护中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他认为既要以积极、开放的态度承担相应的保护和治理责任，又要防止交流合作过程中他国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他还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地向全世界作出承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愿意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促进全球环境和发展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 历史逻辑：不断发展与不忘初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追溯自中华文明和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观，历经“建党—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新时代”百年积淀与提炼。从最初为求生存、谋发展而关注水土林等自然保护、勤俭节约、抗击自然灾害、卫生防疫，到70年代初为人民群众健康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的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到改革开放以后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两型社会”，再到新时代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和优美环境需要而广泛和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同志自20世纪80年代初历经“正定—福建—浙沪”地方从政和党的十七大(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持续深入开展大量、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及理论探索，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相关论述和观点的集成与创新，逐渐形成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改变的是主要矛盾、历史使命、基本路线和政策方针，不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 有序传承与创新发展
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接续上是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从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起逐步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领导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既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导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保工作与实践。江泽民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确立了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胡锦涛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相关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论述的贡献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理论，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习近平同志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后，进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者；另一方面，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 党和国家大政同地方实践协同“共振”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1974年，正在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习近平同志自行前往四川学习沼气技术，带领村民建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引发了“沼气革命”，自觉或不自觉地响应了环保大会的“32字方针”，彰显了朴素的生态情怀，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后来不断进行生态文明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第一粒纽扣”。
20世纪8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到河北正定县主政，在负责制定的《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了“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口号，发展经济不能以污染环境为代价，这是对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响应。
世纪之交，为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生态省(市)县等一系列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时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担任福建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领导编制了《福建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系统谋划了福建生态效益型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举措，提出要将福建建成“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使用“生态文明”概念，既是在地方层级响应中央施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省级范围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习近平同志任职浙江期间(2003—2007)，正值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两型”社会相关理论的提出、发展与完善时期。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浙江生态省建设，从“八八战略”中提出打造“绿色浙江”，到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为推动生态省建设的抓手，再到进一步阐释并正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两山理念”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个践行地。
(三) “问题+目标”导向、“制度+规划”路径下实现自觉性、能动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以“问题+目标”为导向，通过对环境问题实质的历史反思和应对新时代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优质生态产品、生态安全底线的需要，以及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等问题的实践回应，以制度建设为基本保障，以建设美好家园、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为目标，通过规划发挥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办好大事，以形成政府、社会和企业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自觉性、能动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
其中，对环境问题本质的认识是实践的逻辑起点。环境问题从最初被视为技术问题——污染就是因生产技术落后导致生产中的“跑冒滴漏”，到2000年以后将环境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意识到“经济发展付出的环境代价，在很多地方已经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收益”、“生态环境保护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予以解决”，“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一时成为环保界的“热词”，再到十八大以来将环境问题视为社会民生政治问题——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最公平的民生福祉。
中国的政策体系是通过“人民意志—政府实施”的途径和机制构建起来并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政策过程的产出通常有两条路径：一是包括立法在内的各项制度——作为约束行为主体的底线。好的制度能阻止坏人做坏事，坏的制度迫使或诱导好人做坏事。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价值、意志与决心，实现环境法治的目标。二是规划，尤其是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的经验之一是编制好发展规划。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五年规划(计划)”是中国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运行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并在凝聚发展共识、引领发展方向、配置公共资源、实现战略目标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可以说，以发展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要体现。中国独有的长期规划的传统和战略规划的定力，以及形成的独特规划现象和制度优势，是解读中国发展奇迹的“密码”。
一是“自觉性”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彰显。不同于西方社会环境抗争运动，在选举政治下迫使政府治理污染，中国的生态文明实践先于民众的需要。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意志可以有效有力地转化为国家的意志、政府的行动、全民的自觉及号召力、动员力、组织力。
二是“能动性”在实践中得到持续强化，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创造了雾霾治理、沙漠治理的奇迹。
三是“有效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艰辛探索而取得的伟大成就。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以2013年以来的雾霾治理为代表，从举措到治理效果，生态文明建设经受了实践检验，彰显了实践伟力，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彰显有效性和生命力，把制度优势转变成环境治理效能。当下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既是对中国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又是中国治理制度优势转变成治理效能的彰显。
(四) 始终不变的人民性立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无不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是人民性，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包括优美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无论是号召植树造林还是兴修水利，毛泽东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人民群众更好谋求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条件，这体现了其一切为了群众的初心和本意。毛泽东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正如毛泽东在1952年10月视察徐州时所说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穷山可以变成富山，恶水可以变成好水。”一直以来，人民性也深深地印在中国环保“初心”上。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所确定的“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之环保32字方针中，“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就很好地回答了“依靠谁和为了谁”的中国环保初心，是人民性的党的宗旨和初心在环保领域的鲜明写照。
综上所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百年来，相关生态文明的理念、观点、制度和实践不断变革，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了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立场：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安全感；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利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推动作用。
作者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模拟与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
